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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牌背后的虚荣——评《兵败汉城》(二)

发布时间:2017-03-28 14:56:00    来源:中国体育产业信息网    阅读()

摘要: 纵然1988年的兵败汉城给我国体育发展敲响了警钟,但并不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重视竞技体育的发展。

(图片来源于网络)

三、体育改革

纵然1988年的兵败汉城给我国体育发展敲响了警钟,但并不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没有重视竞技体育的发展。

实际上,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,我国政府就对竞技体育的发展有了足够重视,指出旧中国体育是少数剥削阶级的专利,是少数人的体育。于是建国后仅25天,党和政府便召开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,着手建立新的体育组织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。

1952年,出于国际政治需要,新中国决定组队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,此举令中国走上竞技体育的发展之路,并参照当时苏联体育精英培养和训练模式,成立了完全行政性的、正部级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(即“国家体委”和“国家体育总局”前身),用以统领国家体育发展事业,尤其是竞技体育发展。

中央体委建立后,国家自上而下完善了体育行政系统,分别在各级地方政府机构内建立了体育行政管理机构,最低延伸到县级政府机构,从而构建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体育行政管理系统。这个系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。但此后的几年,国家体育活动的组织管理系统开始分化,国家体育行政系统主要负责竞技体育发展,而这一目的是“为国争光”。

但到了“文革”时期,我国的竞技体育开始被认为是“少数人的体育”,是脱离了人民大众的资本主义体育而受到批判。直到“乒乓外交”后,这一体育模式才重新得到确认,而中国也开始着手重新进入国际奥委会。

改革开放后,我国又开始急于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良好形象,因此举国上下纷纷关注1980年和1984年的奥运会,直到1988年兵败汉城后,竞技体育发展的紧迫性急剧上升,原有的竞技体育体制也开始不断地被强化。而此时,我国的体育事业已经进入了伍绍祖时代,在他任职期间,外界称其对我国的体育事业做了一系列的工作。但在竞技体育方面,向职业化发展,是其眼光长远之处。

1992年,在伍绍祖领导下的国家体委召开了研讨体育体制改革的“中山会议”,并在随后1年颁布了《关于深化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》。这一《决定》提出了“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”的体育体制改革目标。这意味着我国当时的体育改革,开始面朝职业化。尽管仍然倡导竞技体育体制的改革,但伍绍祖的言辞中仍然体现着金牌至上的原则。对此,有评论家认为,“冠军”是改革者们的既得利益所在。职业化改革虽然要推进,但前提是不能损失金牌。这也导致在近20年的改革中,这一《决定》希望取得的效果并没有实现,相反,我国的体育制度反而饱受诟病。

而现如今,举国体制已经令中国的体育事业上下严重脱节,上面的人为了金牌拼命练,但却没有了群众基础,而在社会压力下,年轻人已经很少有时间与精力进行体育锻炼,因此国人的体质在下降。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说自己是金牌大国,但不是体育强国。

赵瑜先生认为,“体育强国”这样的称号只会是那些体育弱国,而且经济上也是弱国的国家才能提出来,从而找到已经失衡的民族心态的支点。追求加冕体育强国的称号本身就是一种阿Q精神。

四、我说

我国现处在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,并且将要长期处于这种初级阶段,没有人知道怎样才能不再算初级阶段,步入高级阶段。而我国的体育发展与国情密切相关,“举国体制”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,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,尤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最好的证明——金牌数位列世界第一,给国人带来了多少的自豪与骄傲。但“兵败汉城”不能忘,“兵败汉城”一类的教训不能忘,“兵败汉城”带来的国殇不能忘,要铭记这是“举国体制”另一面。怎样避免,我不是专家,不知道。或许若干年后,“举国体制”不再,可能这些烦恼也不再。

着眼未来是正确的,但是要先走好时下的路。“举国体制”是我国的特色产品并在一定阶段适合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,唯有希望有关部门更加完善“举国体制”,使之适应中国体育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。迫切需要国家体育总局等相关部门向下放权,使更多体育项目得以市场化运作,同时积极培养体育群众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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